原為學校論文，寫就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廿五日下午六時十一分
研究階級是否還有意義—階級是否存在和階級意識的重要性
在後現代的學術環境之中，討論「階級」好像已經相當不合時宜。相當多的學者觀察到因著資本主義發展而自十九世紀後期開始出現工人貴族和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化的現象。與馬克思最早在《共產黨宣言》（?）所說：「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預言相反，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中間階級的隊伍卻日益擴大，成為了穩定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緩和階級衡突的重要力量。馬克思後來承認說：「中等階級的人數將增加，無產階級（有工作的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占的比例將相對地越來越小（雖然它的人數會絕對地增加）。……。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卻正是這樣。」（馬克思，?，頁63）。在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持續向上發展，允許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制度改革得以在十九世紀晚期開始實施，而民主制泛濫在二戰後的新興國家時，階級鬥爭在這個社會緩和到不起眼的地步。在這個時期不少學者認為階級矛盾已經消融到工業社會裡，甚至階級本身也不再存在了。與這個階級消融論並列發生的是反抗運動從工人運動轉變成為了表面上與階級無直接關係的婦女解放運動、學生運動、綠色運動、同志運動等等。值得留意的是，即使是抵抗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亦缺乏有組織的工人參與，相反是在歷史上與工人運動烈度成反比出現的無政府主義者活躍其中。工人階級有組織的政治活動基本上到七十年代經已告終。尤其在香港、日本等地方由於工人運動的特殊遲滯性，導致工人運動幾乎未及開始就已經終結，學生運動在整個七十年代取代了有組織的工人運動。與此相對，有論者提出「階級鬥爭」可以脫離階級獨立存在的見解，雖然這在很多人聽來這樣好像是手電筒可以脫離電池而獨立發光一樣。亦有稱「階級」和「種族」、「性別」等一樣「只是」一種身份（潘毅，2008，頁42-43）。若然階級只是一個空洞的名詞，並沒有任何意義亦可以隨便取代，那麼談論階級或以階級去進行歷史哲學的分析就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階級本身就沒有包含任何意思。
可是與對「現代性」失望的學者所想的不同，階級鬥爭和階級的力量對比—包括客觀的物質力量和主觀的階級政黨所提出的政治綱領與階級意識—仍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無論是法國五月革命、越南戰爭以至到香港大小的政治運動都是依循著由階級鬥爭不同程度的辯證發展而發展。例如五月革命上千萬工人罷工並組織各類型工人委員會，資產階級實際上已被擊敗，戴高樂需要到國外避難。可是卻由於法國共產黨、工會官僚等等領導的叛賣政策，叫停了工人階級的行動，把政權送還給資產階級。香港在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使到統治階級內部分裂成兩個陣營而不得不擱置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超階級、淩駕於階級發生的歷史事件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而脫離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分析是不可避免地發生唯意志論、不可知論或偶發論等錯誤。
階級差別的特徵實際上亦從未消失過。例如厄內斯特‧曼德爾（2009，頁2）舉例：「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裡，按照財富和社會權力來劃分，都有一種金字塔形的結構。……。在比利時，三分之一的公民處在金字塔的底層，除了年年歲歲掙來又花掉的以外，什麼都沒有；既沒有儲蓄，也沒有資產。百分之四的公民處在金塔的頂點，擁有全國私人財富的一半。不到百分之一的比利時人，擁有全國公司股份半數以上。這些人之中，二百戶人家掌握了支配全國經濟命脈的大控股公司。……收入和財富上的不平等，不僅僅是一種帶有經濟意義的事實。這還暗示在生存和死亡機會上的不平等。……因為貧富之差，印度人平均每日從食物中得到的熱量只有西方人的一半。平均的壽命，在西方國家超過六十五歲，有些國家達到七十歲，但印度才三十歲。」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共官僚成為新自由主義最得力的支持者後，貧富差距由近乎零發展到今天極為可怕的地步。以下只是一些統計數據：製造業的中國工人收入僅為美國的百分之三；私人企業中僅三分一工人有醫療保險，不到十分一人有退休金；每年有十萬個工人死於工傷意外。而農民工的工資更只有城市工人的百分之四十（科洛&陳勵志，2008）。
階級分析是否過時，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2011）有以下說法：「從工業資本主義到『晚期』、『消費主義』、『後工業』或『後現代』資本主義的轉變，確實帶來了一些顯著變化。但我們也看到這種轉變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基本性質。恰恰相反，這些變化大多擴大和鞏固了這種基本性質。」階級不僅是指某個在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的生活苦況，而且是他們在這個社會生產關係的位置。只要這個社會勞動力和勞動力產品是由他人所支配、生產的工具並不有生產者所擁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加疏離，人的勞動生產出一個與他相敵對的客體，那麼這個社會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
既然階級社會仍然是一個現實，那麼討論階級和階級意識就不僅僅是有學術意義這樣簡單，它更有政治意義和政治經濟意義。曼德爾（2009）這樣說：「……—新的革命階級思想，這個階級正在興起中，它雖然仍舊受人家支配，卻已經開始瞭解決的鬥爭，在它能夠擺脫身受的壓迫之前，必須先擺脫（至少部份地擺脫）壓迫者的思想支配」「當被剝削和被壓迫的階級不再承認統治階級的支配為不可避免、永久的、而且正當時，當他們不再被統治者的暴力強制嚇倒和壓抑住時，當他們不再接受那種為現存統治辯護的思想時，當他們進行積聚為推翻統治階級所必需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時，社會革命就爆發了。」就是說當工人階級（被剝削階級）的階級意識愈成熟強烈、愈發感覺到自身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和資本家的利益起衝突的時候，在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領導底下，階級鬥爭就會以社會革命的形式爆發，奪取全部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將舊有的政治經濟制度進行根本改造。階級意識就是社會革命，並在奪取政權後實現工人民主，把工人半國家（列寧語）存在的必要性消滅，創造不存在政治國家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條件。
中國農民工階級意識的決定性作用
而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和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各個社會革命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各政治革命都不一樣。根據盧卡奇（1996）的看法，除工人階級以外各社會階級都不能發展出全面的階級意識，因為他們都受限於個別歷史時期的生產關係所蒙蔽。只有工人階級因為他們是因現代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創造出來而沒有這種局限性，因而肩負人類解放的歷史任務。而其他的馬克思主義都會認同工人階級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階級，甚至乎有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托洛茨基主義者認為，在後發的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任務亦要依賴工人階級來領導完成，並且因為掌握了革命領導權而不停留的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革命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革命領導權由工人交到資產階級政黨手中（由孟什維克交到立憲民主黨手），抑或始終由工人奪回權力（由布爾什維克領導革命），是取決於工人階級的意識水平。中國農民工的規模和他們在社會身處的地位，決定了他們階級意識的高度將影響中國向何處去。
鄧小平在七十年代末大刀闊斧地將農村去集體化，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人民公社、生產隊解體為分散的個體農戶，將原來集體擁有的農地、牲畜、農具和家具都分了。為穩定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將土地的承包期限由十五年提升至五十年，又允許自由轉租、買賣和抵押，除去了沒有正式的法律認可，這和完全的私有產權沒甚麼分別。「農業學大寨」已經成為歷史，大寨的領導人陳永貴已被中央政治局除名。這個去集體化的過程使到毛時期幾十年來都相當穩定的農村社會起了迅速變化，階級差距顯著提升。首先是一些農民放棄耕作而轉而從事鄉鎮企業，成為「專業戶」。另一方面是重新出現了赤貧農民，靠自身的勞動無法獲得足夠的溫飽，逼不得已要把農地出售。又有一些人從事二手土地承包，把農地轉租給貧困農民。農村分為兩群人，一群人不從事體力勞動，以剝削別人為生；另一群人從事最卑微的工作，缺乏社會流動的可能，掙得的僅以為生。當中好些可能離開農村，投入人類史上最快速、最大規模的城市化之中，成為農民工。（邁斯納，2010，頁427-435）
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來，已變得徹底的資本主義化和市場化。農民工的數目由一九八二年的三千萬人上升到今天的二億人（科洛&陳勵志，2008），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工人階級，從事包括建築、家事勞動、性服務在內的最卑微的工作。他們從四方八面湧到大城市，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單是廣東省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可以比起挪威或沙地阿拉伯更高。五分之四的中國建築工人由農民工組成。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農民工群體的階級意識問題將決定下一歷史時期的世界革命進程。香港民主前途、中國一黨專政和世界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都將由中國農民工解決。所以，有關農民工的階級意識的討論是非常重要。
盧卡奇（1996，頁105）這樣提階級意識：「階級意識因此既不是組成階級的單個個人所思想、所感覺的東西的總和，也不是它們的平均值。作為總體的階級在歷史上的重要行動歸根結底就是由這一意識，而不是由個別人的思想所決定的，而且只有把握這種意識才能加以辨認。」盧卡奇引用了馬克思《神聖家族》一句：「問題不在於目前某個無產者或者甚至整個無產階級把什麼看做自己的目的。問題在於究竟什麼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由於其自身的存在必然在歷史上有什麼作為。
」所以我們在探究中國農民工階級意識的時候，並不是要執重個別工人甚至不是整個為數二億的農民工群體個人把自己看作甚麼，而是從他們的行動上得出他們是否已被無產階級化的結論。這個研究當中，完全拋棄質化研究、田野調查和民族志的人類學研究是完全可能的。甚至進一步說，這篇文章將嘗試建基於文本分析現在農民工的階級意識。
階級意識
中國並不是第一個經歷高速城市化，短時間內有大量農民轉變成為工人階級的國家。城市化事實上是工業革命後的必經階段，德國和俄國就在它們本國工業革命後經歷過城市化的洗禮。而德國則具有最富組織性和紀律的工人階級，俄國工人則在一九零五、一九一七年的兩次革命中，表現及他們的戰鬥性和首創精神。然而德國和俄國的城市化比起中國現在所經歷的可算是小巫見大巫。農民工的數目從一九八二年的三千萬升到一九九五年的五千三百五十萬，二零零四則已經為一億四千萬，到二零零八年則達二億人。短短三十多年間，農民工的數目增長了七、八倍，並且成為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新工人階級」（科洛&陳勵志，2008）。
學者潘毅（2008，頁44）提出利用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提出的自存/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和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之別來理解工人階級的形成。這樣的區分的確對於我們理解中國農民工的階級意識有相當幫助，可是潘毅認為「階級鬥爭」、「階級意識」和「階級」三者之間不存在對應關係這個想法卻使得這個課題帶有純粹的隨機性，即沒有一個一般的客觀歷史規律在支配著三者的發展，使得單個研究的結論不可能套用去理解在其他地方工人階級、其意識、其鬥爭的發展。即在深圳流星廠的研究很可能不能套用理解南海本田車廠的工人階級意識。而本文偏向認同以馬克思的辯證法來理解工人階級和其意識與階級鬥爭的關係。
若依據中國農民工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自中國的農業非集體化開始以來，農村劇烈變動使得一大部分農民在農村難以為生，甚至失去土地，被迫以商品形式出售自身勞動力。三十年以來，農民工已經形成一個相當穩固的社會群體，數目不斷增長。他們佔據了我們一向慣稱「工人階級」的社會經濟位置—沒有生產資料而要依賴出售勞動力商品而預先取得工資為生，缺乏在社會向上流動的可能，並且面對勞動異化所帶來的疏離感—形成了「新工人階級」，包括產業工人、服務性行業工人，甚至其中可能有受過大學教育的「白領」工人。根據他們的階級特質，我們可以稱中國的農民工為「自在階級」—在急速城市化後產生的與資本家利益相敵對的群體，他們可以聯合起來為自身利益自發抗爭，可是卻未具有階級意識/革命意識，未能將資本家階級視為一個階級敵人去對抗。這大致是中國現在的情況。
具體可以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事例上可以看到。中國的群眾性事件數字是與日俱增，從二零零三年的五點八萬宗到零四年七點四萬宗，零五年為八點七萬宗到去年一一年超過二十七萬宗群眾性事件（科洛&陳勵志，2008）。而伴隨群眾性事件的高峰，罷工在去年亦達歷史新高到十萬宗。甚至當中有個別罷工並非純粹的經濟性質，有打出「向烏坎學習」的旗號，亦有挑戰一黨專政下只有一個合法工會的情況，提出建立獨立民主工會的要求。可是，農民工在沒有一個革命政黨的出現，得不到正確的綱領和政治教育，階級意識低落，很容易就把階級矛盾扭曲成地域差異問題。例如去年在織里鎮、新塘鎮和古巷鎮爆發的騷亂就從官民衝突演變成了排外衝突（陳墨，2011）。從廣泛的工人階級鬥爭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工實際上還只是停留在自在階級，並不具備階級意識，還未是自為階級。
可是在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階級意識的發展是辯證的。階級意識/革命意識並非純粹是列寧在一九零二年所寫的《怎麼辦？》般是由革命知識分子從外部灌輸入工人階級的，而工人階級無法自行得出，或工人階級自發意識的最高高度只有工聯主義意識。而是更多像羅莎‧盧森堡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和《群眾罷工、黨和工會》般是辯證發展的，歷史證明了工人階級的首創精神是工人行動的原因，而非革命知識分子充當了階級意識的造物神。而其後俄國爆發的三次革命改變了列寧的想法，於是在一九零五年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並且其後在黨中提出要把更多的工人吸收進黨以及強調工人革命家的重要性。不過黨還是充當著一個自覺介入工人運動的角色，集中了社會中最進步力量。由於歷史發展是革命高低潮起伏不定，革命和反革命交替，到最終目標的路並非直路一條，那麼就需要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能夠考察歷史的曲折發展而採取正確的戰術和策略。
若階級主體是因為階級鬥爭所以形成階級意識而形成，那麼今天火頭處處的中國理應是農民工的階級意識相當強烈才對。而今天橫桓在農民工面前阻擋他們發展出階級意識的不是他們缺少鬥爭，相反已經是幾十年來的新高。而是他們缺乏獨立的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下絕不容許任何異己的工人組織或群眾性組織存在。無論文革、六四所產生的獨立工人組織都遭到中共的血腥鎮壓。到今天，聯合起工人階級的獨立工會仍然是違法的。結果是，農民工分散而孤立，一家工廠罷工，別的工廠不能互為聲援。而最終缺乏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會是農民工沒有革命意識的原因。
第二座大山則是戶籍制度。戶籍制度現在成為了農民工與農村之間的僅餘聯繫。據統計，僅有百分之廿六點一的人口，即約三億五千萬人有城市戶口，其餘九億五千多萬人都是農業戶口。而持有農業戶口的農民工是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平均工資僅為城市工人的四成（科洛&陳勵志，2008）。更遭到城市人的文化歧視，例如南方城市住民會稱北方女工為北妹，並加以侮辱（潘毅，2008）。這導致外來民工把階級衝突錯誤理解為地域衝突。這妨礙了階級意識的形成。
接下來農民工的階級意識發展將取決於主觀的有沒有馬克思主義者的積極介入，亦取決於客觀的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深化和中國的經濟危機的接續發展。其終局可能要在未來才得以下結論。
參考書目：
1 卡爾‧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址：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2) 卡爾‧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址：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PDF/Marx-Engels/me26c.pdf
3) 厄內斯特‧曼德爾。（2009）。《馬克思主義入門》。連結雜誌社，台北
4) 潘毅。(2008)。《中國女工—新興的打工階級》。明報出版社，香港
5) 文森特‧科洛、陳勵志。(2008)。《暴風驟雨將臨，中國：世界的血汗工廠》。中國勞工論壇，香港
6) 喬治‧盧卡奇。(1996)。《歷史與階級意識—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商務印書館：北京
7) 特里‧伊格爾頓。(2011)。《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新星出版社：北京
8) 莫里斯‧邁斯納。(2010)。《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9) 陳墨。(2011)。《2011，憤怒的地火欲沖決而出》。中國勞工論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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