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成市民支持最低工資立法之下，《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於七月十七日零晨獲得三讀通過。香港的資本家又一次獲得勝利了，每一條用以保護工人階級的修正案都被功能組別的權貴殺下馬來。學生、殘疾人士和外傭被剔出受保障的範圍。
在官商勾結橫行的香港，所有對工人稍為有利的發展，都會被政府商家以營商環境，大市場小政府原則打壓。在民粹式的文宣攻勢下，最低工資的立法被一拖再拖。在二零零六年，特首曾蔭權推出商家財主們自願參與的《工資保障運動》以圖逃避最低工資的即時立法。即使強大的民意逼使政府最終需要為最低工資立法，政府仍聯合資本家炮製出一個根本不能保障工人階級的最低工資法案——沒有強大的工會組織，沒有完善的勞工法例，沒有公義的政制，將工人階級分化的《最低工資條例》只會是一紙空文。
即便這《最低工資條例》不過為一紙空文，香港的封建式資產大亨仍然多翻攻擊這法例。原因無他，爭取最低工資運動所代表的工人階級的改良願望將逼使他們再不能頤氣指使地驅使工人，不能再無限度剝削工人。而當工人階級一旦開始提出他們的要求，最後將不可避免會超越資產階級所能容許的範圍，而發現打倒資本主義奴隸制的必要。這也是張宇人、陳裕光、麥瑞瓊等小丑賣力演出的原因。
在七月份，最低工資二讀和三讀的時候，右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s)雜誌刊登出一篇題為《一個實驗的結束》(End of an experiment)的文章，認為最低工資立法將會更加損害香港的自由市場模式並摧毀佛利民所形容最偉大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經濟實驗。《經濟學人》列舉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時的數據，認為經濟起飛的功勞應該歸於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財政司郭伯偉。這完完全全是以偏蓋全的論證！他們完全忽視了全球經濟增長、逃避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南來的資本和勞動力等等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佛利民自1969年來港與財政司郭伯偉會面後更面不紅耳不赤地向全世界推廣「香港模式」。那時候的「香港模式」是甚麼呢？是整個港英殖民主義者官僚體系的貪污腐化，由警隊、海關到醫護人員、郵差全部都收受賄款。消防員被諷為「有水有水，冇水冇水；有水放水，冇水散水」，顯示出整個官僚體系根本腐蝕入骨，已然置人命於不顧。而港英又採取了「行政吸納政治」的政策，以官商勾結模式扶植本土華人資本家作為統治基礎，例如把和記黃埔半賣半送給初發蹟的李嘉誠，與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自由市場」相距甚遠。在七八十年代港督麥理浩的改良完全是因為工人階級隊伍當中出現高度的政治意識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麥理浩為保護英帝國主義者在香港的殖民統治而不得不採取措施嘗試調和階級矛盾。而正正是這些措施讓香港的經濟平穩發展以至起飛。例如九年強迫教育令香港普遍的知識水平提供，迎接了從勞動密集的輕工業出口型經濟到知識型經濟的轉型。《經濟學人》將經濟成果歸結於壓迫和剝削工人階級以讓資本家賺取超額利潤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簡直是恬不知恥！
香港有一百二十三萬人活在貧窮線底下，四十四萬人屬在職貧窮，每月入息少於五千元；有十萬人正住在籠屋，十二萬人正輪候分配公屋。基本的衣食住行對他們來說都是願望，都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這些貧困家庭的小孩子沒有足夠的資源去接受良好教育，根據資本主義的邏輯，成年後亦只能接受低薪工作，造成跨代貧窮。即使是這樣的一個社會，仍然有人拿著「自由市場」的雞毛當令箭，迷信著商品拜物教。我們說若果勞動人民所創造的新的價值不是回到他們手中的話，那根本不需要創造出來；若果「自由市場」是反過來束縛勞動人民的經濟自由的話，那根本就不需要有自由市場。若果工人階級得不到體面的工作條件和工資的話，那工人階級也決不應容許資本主義這腐朽的制度繼續存在下去。
與其說那些資本家叫叫嚷嚷是為了維護所謂的「自由市場」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經濟」，倒不如說是他們擔憂可以毫無顧慮任意剝削工人階級高工時低薪水的時代的結束。長久以來資產階級用盡了一切手段去維護他們剝削別人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無論是新保守主義也好、新自由主義也好，他們都說工人的薪金是他們的「所值」，而貧窮則是懶惰的結果，並以此分化工人階級，作為大幅度減低公共開支的理據。我們說無論怎樣的「自由市場」對不能把資源、商品作出最有效分配，要保障工人階級的生計，我們要以一個更人道的制度取以代之，那就是社會主義民主計劃經濟。
在爭取最低工資的鬥爭當中，香港各個政黨都聲稱支持最低工資立法，分別只是工資水平。親商界的自由黨以及工會組織職工盟分別支持$24和$33的工資水平，好像就最低工資一項議題兩者在基本立場並無分別似的。為何一個完全站在資產階級利益立場的商家黨會支持最低工資立法？其實這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最低工資或是工資水平的訂立對於資本家來說根本是沒有意思——正如在文章開首所說沒有強大的工會組織，沒有完善的勞工法例，沒有公義的政制，將工人階級分化的《最低工資條例》只會是一紙空文，因為資本家絕對可以自僱制度、人力派遣制度、減去勞工福利、強迫加班而不發超時津貼等賤招來逃避這由他們自己一手通過的法律。沒有強大的戰鬥性工會，保障工人之類的說法只會淪為資產階級的障眼法。
無論列寧或是托洛斯基都向我們點明了社會主義者在工會內的工作是不可或決的。托洛斯基在他的《過渡綱領》中已清楚地指示了我們在這一歷史階段在工會當中的任務為何：要積極的參與工會的日常時務，去爭取和增強工會的下層工人，提高他們的戰鬥精神，最終與工會的上層官僚決裂。而好些投降派稱現在的工會已經失掉用處，要建立一個新的「革命的」工會，事實上就是放棄了爭取工人階級領導權的鬥爭。而通過提高工人們的戰鬥精神並戰勝改良派與上層官僚分裂，建立戰鬥性的工會最終會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因此一切增強工會權力（非增強工會官僚權力）和提高工人戰鬥精神的鬥爭作為現歷史階段的過渡要求是必需的。比起最低工資或最高工時，爭取勞動三權——組織權、罷工權和談判權——之一的工會集體談判權的鬥爭應是我們下一個戰場。
若不過一紙空文的《最低工資條例》已經讓資產階級扯下面具暴露出正本來面目的話，那麼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的鬥爭勢必讓資產階級撕破面皮。若工資、工時和其他勞工待遇是由工會與資方談判的話，那麼工人就為生活計必然會更多的參與到工會的事務當中，造就工會革命派更大的活動空間，並大大提高工人的覺醒。工聯會、勞聯等出賣工人階級的工賊勢將難以生存，因為一旦他們表露出親資方的本性，他們勢遭工人階級的唾棄，工人將選擇一個更具戰鬥性的工會代表他們。真正增強工會力量的並不是由資產階級專政下的議會所通過的法律，而是規模愈來愈大的進步工人加入工會積極活動。在現階段香港的客觀條件下，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的鬥爭是一條可通往彼方的道路。
資產階級絕不願意讓工人階級的意識增強，必然會千方百計地阻止《集體談判權條例》的恢復。資本家們對工人階級的攻擊勢將比爭取最低工資猛烈千倍萬倍，並且祭出民粹主義的大旗，甚至以撤資、裁員相脅。這樣一來資本家的猙獰面目會暴露於工人階級面前，讓工人階級意識到廢除資本主義奴隸制的必要。我們應以社會主義的綱領，以沒收資產去回敬那些資本家。
所有這些工人階級所提出的要求，資本家都是不會輕易讓步的。在逆流中前進的方法無他，只有比逆流的力量還要強大；要在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勝利，只有靠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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