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抗爭的情緒隨著運動發展而發展，從九萬名市民參加七二九遊行、四萬人參與九一集會到近幾天的佔領政總集會都有逾十萬名市民參與，證明了反國教運動得到了群眾的充分支持。然而大聯盟卻在昨晚宣佈撤出政總，中止多日來的佔領行動和絕食，反國教運動迎來了倏變。
這種倏變卻是有其邏輯的。作為運動領導的學民思潮和大聯盟實際上不是群眾性組織，並沒有群眾會員基礎，談不上由群眾從下而上地民主參與並約束運動領導的決策。換句話說，由於缺乏民主機制運動領導的決策不必然和群眾的情緒、意願有任何關係，領導對群眾不負任何責任。
從去年起，學民思潮的領導成員把握住形勢發展，發揚了自身的主觀能動性，例如組織能力。這點我們可以在他們分工細致和主動組織七一後往中聯辦的遊行看到。但客觀環境才是學民思潮的造王者。全球經濟危機促進了2011、2012年全球規模的反抗運動，例如糧食價格上漲就觸發了中東北非的大規模群眾反抗浪潮。危機亦促成了全球佔領運動。中國大陸長期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使資本主義復辟，這個發展反映為中共黨內不同的利益集團。而薄熙來、王立軍事件使到中共黨內太子黨一翼和改革派、團派由裂痕轉為全面分裂。香港與此同時亦因為特首選舉而出現唐營、梁營之爭。中港兩地統治陣營分裂為群眾抗爭創造空間，鼓勵了群眾反抗運動的發展。例如李旺陽事件，香港有二萬五千人參加遊行抗議內地工運分子被自殺。而唐營、梁營互揭黑材料，使到群眾對建制非常不滿。各種客觀環境因素加上學民思潮的主觀因素才是反國教運動崛起的原因。
隨著運動發展揭露了學民思潮和其後成立的大聯盟作為運動領導的限制。在學民思潮和大聯盟面前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那就是群眾運動。運動的發展使部分階層激進化，首先表現為部分群眾一些下意識的反射動作，例如泛濫的聯署聲明。現時他們在領導把罷課提到日程上面以前，就已經高呼罷課，甚至越過了領導而自行組織了起來。這種如雨後春荀的自發組織意識較高的已經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為罷課進行準備。這個由下意識的反應過渡到自覺的反抗的過程，是各間中學關注組轉變過程的一般普遍規律。
正如上面所述，基於學民思潮和大聯盟沒有群眾會員基礎和建基於這種會員制之上的內部民主制度，運動領導不受民眾民主約束（約受民眾民主約束的話，老早就會宣佈罷課）。而群眾意識的發展和運動發展是互為發展的。群眾意識的高度受限於運動發展的程度，運動不發展會導致群眾意識不發展。運動領導多次動員群眾參與運動，數次遊行和集會都有以萬計的市民參加，這鼓舞了群眾抗爭的熱情和由此提高了他們的意識。然而運動已經走到這麼一個十字路口，再向前走就是以譬如罷課的各種形式的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會使群眾意識超越運動領導，從而使運動超出他們的控制。這樣我們就得出一個可悲的循環：運動發展使群眾意識提高；群眾意識再提高就超越運動領導，把運動按自身的要求調整，使運動超出領導控制，把官僚們都拋在後頭；維持運動的不發展，從而領導可有效維持運動在可控範圍。反國教運動的發展看來都證明了這點。發動佔領和絕食以拖延群眾對罷課的要求，到意識到若不發動群眾運動而想要繼續佔領，那是徒勞無功的，甚至會因消耗群眾鬥爭精力而使運動會從內部崩塌。可是又不願意放手發動群眾，那麼只好把抗爭和群眾運動一併取消。
若果是這樣繼續發展的話，正在各中學進行組織工作的自發組織和學民思潮與大聯盟的力量對比將會逆轉，運動領導權會落入前者。原因是學民思潮並沒有群眾會員基礎，實質上群眾無法民主參與其內部決策，最終領導層的決策脫離群眾。各中學關注組若能夠意識到它們的當前任務是為罷課做準備，並由下意識的反應轉為自覺的反抗，有計劃有組織地推進罷課，並且全港性地聯合起來，那麼就能充當推翻國教科的槓杆的支點。
雖然撤出了廣場，可是反國教的抗爭尚未告終，是時候回到學校進行組織工作了。在自己母校組織反國教關注組，並且和其他學校的關注組聯合起來，是最新的運動形勢對我們的要求。在堅持民眾民主參與的原則下，有組織的群眾力量將會壓倒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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