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友蘭
全球資本主義有三十年的繁榮時期，經濟的蓬勃發展使工人更具組織和更有決心，並帶動了一部分的小資產階級激進化。結果在七十年代經濟衰退時就觸發起世界規模的反抗運動。美國日益高漲的黑人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法國的五月革命、日本的新左派浪潮與東方集團的布拉格之春、紅衛兵造反運動平行進行，當中托派思潮伴隨著國際青年反抗運動的傑出思想代表重新回潮。它在運動當中所起的政治作用為群眾反抗添上了一筆既反資本主義又反極權壓迫的歷史。托派的革命理論和政治內容在七十年代的智利迅即獲得了一個驗證的好機會。
智利的工人是極具組織和戰鬥力的力量，這是受惠於它在南美處於一個較發達的經濟地位，工人的鬥爭歷史較長，使得工人更加有經驗。在各個政黨內都有實踐中的工人民主，工人之間會有激烈的政治辯論，甚至會挑戰他們的領導。智利社會黨和共產黨在三十年代就已經建立起來。社會黨、共產黨和一些激進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在戰後聯合起來建立了「人民團結聯盟」，以薩爾萬多‧阿連德參與了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零年的總統選舉，並終於在一九七零年九月四日以百分之三十六點三的少數票獲選。人民團結聯盟以接受包含「不得干預軍隊」條件在內的「憲制安排」，宣布將服從憲法。而縱容軍隊的做法對革命來說是致命的，因為一開始軍方便與美帝國主義勾結密謀推翻阿連德政府。負責培訓智利留學生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哈伯格宣稱在當時：「軍事政變的想法在極右派圈子裡也偶然被提起。」他培訓的智利學生就是後來被稱為「芝加哥男孩」的幫助屠夫皮諾切特全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反革命政策的經濟學家。
阿連德政府上台的數週內就推行了全國學童免費餐飲，並提高工資、開始土地改革和大規模國有化各經濟部門。阿連德政府分配了九百萬畝土地予貧困農民和在七三年政變時已國有化了全國四成的經濟。阿連德時期的失業率低於百分之三，幾近全民就業，而通漲率在阿連德前期亦跌至可控範圍。智利人民的生活質素至少提高了百分之二十。政府的每一項政策都進一步激進化工人和貧農，並使中間階層分裂。例如人民團結聯盟所擊敗的基督教民主黨就分裂出基督教左派（Christian Left）和人民團結行動運動（MAPU）後甚至加入人民團結聯盟之中。當時全國有七成天主教教士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基督教可以並行不悖。這一切都使美國的統治階級感到不可容忍，他們不單是不能容忍自家的後花園出現另一個古巴，更是因為這觸動了他們的經濟利益。美國在一九六八年在拉丁美洲的投資佔總對外投資百分之二十，共設有五千四百三十六家子公司。它的礦業公司在之前十五年間在智利投資了十億美元並匯回美國七十二億美元。而美國的礦業公司所持有的銅礦就恰恰被阿連德所國有化了。美國的統治階級決不會讓到口的肥肉消失而視若無睹，它將不惜使用武力。
反革命的暴風雨和反革命的鞭子
美帝國主義和智利的反動派對阿連德恨之入骨，恨不得除之而後快。尼克遜得悉阿連德當選智利總統以後立刻向中情局局長赫姆斯下達「讓（智利）經濟尖叫」的命令，企圖透過封鎖智利的經濟造成短缺，以此構成逼使阿連德下台的壓力。尼克遜政府的國務卿基辛格致電中情局在聖地牙哥的主管：「政變推翻阿連德是堅定而一貫的政策。」美國對智利的貿易禁運中只有軍火不在禁運之列，甚至智利軍方還和美軍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中情局資助智利的法西斯主義組織「祖國與自由」，它的成員在街頭公開模仿希特勒青年團踢正步遊行，利用它去暗殺左派和工會領導。又資助各種反對阿連德政府、密謀政變的反對派組織。例如與軍方有聯繫，希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芝加哥男孩」，後來美國參議院的調查指出當中有超過百分之七十五的資金是直接來自中情局。而美國的公司向尼克遜政府訂出十八點策略，明確要求聯絡智利軍方的「可靠人物」，策動軍事政變。
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中止一切與智利的經濟援助、貸款及經濟合作加上智利的出要出口—銅的國際價格下跌了三分之一，造成了智利的經濟不穩，通漲率升至百分之二百和出現了全國的必需品短缺。
反革命力量設想「讓經濟尖叫」的做法會自然逼使阿連德政府下台，而事實是反革命此時在智利充當了反革命的鞭子，驅使革命向前發展，使工人一再登上抗爭的舞台。在一九七二年八月智利的老闆們發動了全國性的罷市行動，作為對阿連德政府的一次進攻。反革命和帝國主義的挑釁只令工人和農民更加憤怒。智利的工人和農民迅速就對此作出了反擊，響應了政府的號召參與了紀念阿連德政府上台兩週年的遊行。是次遊行有一百萬人參與，佔智利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是智利歷史上最大的遊行。
反革命陣營在得到中情局資助和資產階級輿論媒體的支持，在十月捲土重來。一場由教師、飛機師、店員、銀行傭員、律師、卡車司機等中產階級發動罷工並制造了大規模短缺的情況出現。
但即使面對反革命的猖狂進攻，阿連德政府推行的社會改良政策使得它獲廣泛人民群眾支持。在一九七一年的市長選舉，人民團結聯盟獲百分之五十一的選票。在一九七三年的國會中期選舉，反革命陣營嘗試取得三分二議席，以作為逼使阿連德下台的最後一次和平嘗試。結果人民團結聯盟在經濟困難和貿易禁運之中取得了百分之四十四的選票，反革命的陰謀被徹底擊敗。
直至獨裁者皮諾切特在美帝國主義直接幫助底下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發動政變前兩日，聖地牙哥有上百萬的群眾上街，高喊：「阿連德、阿連德，人民會捍衛你。」
雙重政權
反革命在一九七二年嘗試發動威脅革命的罷工以後，工人廣泛和快速地建立起自己的「被選工人協調委員會」（Los Cordones Industriales）。它的代表是隨時可被召回的，並且在在各個工人區甚至在整個城市的規模上組織起來。例如在智利南部的康塞普西翁，工人們組成了整個城市的人民議會。他們要求組成一個代表隨時可被召回的人民議會以代替由反革命分子操縱了參議員的不民主的國會，並且實行國有化政策。其中一個最為激進的委員會的政治綱領聲明：「當阿連德政府為工人的權益進行鬥爭，沒收所有超過一千四百萬智利盾的壟斷企業和佔據經濟戰略制高點的企業，並且建立一個代表可隨時被召回的代表議會使得工人可以控制工業、農業、礦產；設立最低和最高工資；把農業和信貸置於農民控制；和建立人民議會以取代資產階級國會。我們就會支持阿連德政府。」
除此以外，因為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造成普遍的商品短缺和通漲促使貧民區自行組織「人民供應委員會」，進行有組織的中央分配，把分配部分地社會化，以防止人們利用糧食進行投機。他們在貧民區亦組成了其他的社區自治組織，例如社區衛生中心。
為應對受軍方、警察和美帝國主義支持的法西斯分子的攻擊，很多工人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裝，並且認為和反革命力量的最終決戰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智利至此已發展到雙重政權的狀態，新的政權和國家權力在工人之中逐漸萌芽，而舊的國家機器尚未死去。雙重政權是一種相當不穩定的局面，只能以工人用革命推翻舊國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資產階級鎮壓工人回復舊態兩者之一作為最終結局，而不可能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永遠平行地分掌部分國家權力。
兩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
當反革命不間斷地對革命發起猖狂進攻和人民要求革命必須大踏步向前時，阿連德卻是不斷的拒絕人民的要求。例如當所有人都清楚軍方打算發動總攻，以軍事政變推翻阿連德政府，因而要求武裝起來保衛革命的時候，阿連德卻拒絕人民的要求。這使得皮諾切特在軍事政變當天就控制了整個國家而甚少遭遇反抗。
這並非出於偶然。政策是來源於理論分析。阿連德屬於社會黨的右派，並且受到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影響，相信實際上是孟什維主義的兩階段論，把革命推到不可知的未來。同樣的兩階段論在共產國際的教訓督責之下，逼迫各國共產黨視為神諭，使得革命在中國、德國、西班牙在第三國際時期先後遭到了可恥的失敗，戰後在伊朗、菲律賓，一道與智利遭受慘痛的挫敗。
當阿連德回應來自左翼的壓力時，他說：「（我們不能夠）我們是身處於一個資產階級政權的法律框架之內。」實際上他從未想過這會超越資本主義的範圍，到革命的關鍵位置。他認為這只能夠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以土地改革掃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和驅逐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資本主義。只有在民族資本主義在智利發展成熟，才可以把社會主義革命提上日程，換句話說是把革命推到不可知的未來。這使得阿連德不斷地嘗試拖住運動的發展，例如當海軍的一些海員拒絕參加政變並警告阿連德政府時，阿連德支持軍隊向士兵作出紀律處分，指士兵散發謠言，這等於是邀請軍方發動政變。當左翼要求容許軍隊建立民主工會的權利時，阿連德因為服從於憲制安排而拒絕。他與智利共產黨認為軍隊是「中立而專業」的，這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軍隊是統治階級的武裝保衛者不同，最終阿連德為他的逃避現實而付出代價。
像智利這種的後發工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需要經過像先進國長期科研和生產組織的摸索發展，可以直接利用最先進的科技、機器和管理方法，取得對先進國的不對等優勢，並且相較短時間建立一支大規模的接受現代工業紀律的成熟的工人階級。與此同時，因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和世界市場致使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可避免地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有所聯繫，並因資本主義的在本國的跳躍式發展而是從舊勢力中發展出來，成為非純粹的資產階級，生產組織亦非純粹資本主義性質而是一種畸型變種的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斯大林所認為要團結的「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實際上最終亦是反動的和仰賴帝國主義。於是要實行土地改革、驅逐帝國主義、實行民主等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任務只能夠由工人帶領和進行，並且不停留地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保住勝利果實，並以此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俄國十月革命實際上就是一場不斷革命論的革命。
政變和新自由主義反革命
智利的每個人都嗅到政變腥風血雨，上百萬工人、激進化的小資產階級和學生聚集在街頭，要求發給武器以捍衛革命。七三年六月的時候已經有一場不成熟的軍事政變，被軍方鎮壓了下來（當時負責鎮壓的將軍其後被皮諾切特暗殺）。而當時亦除非舉行一場武裝遊行，否則不能動搖軍方發動政變的決心。
智利共產黨則錯誤要求工人在工廠待命，使得工人沒有在街頭上抵禦反革命分子。工人分散在各家工廠使軍隊能夠逐家掃蕩，而共產黨領導的命令則從來沒有下達，因為共產黨的領導早已逃亡往別國。
從嚴格意義說來，阿連德並沒有掌控國家機器。恩格斯說國家是一群武裝的人，而陸軍、海軍、海軍陸戰隊和警察都掌握在皮諾切特手裡。在阿連德三番四次地退讓和約束自己的支持者後，反革命分子認為政變的時機已經來到。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皮諾切特將一隊隊的坦克開上聖地牙哥的大街並操向總統府。兩架英制的獵鷹式戰鬥機猛烈轟炸總統府，火力之精準讓人懷疑是由美軍直接駕駛。
阿連德的屍體最終被抬離總統府，但事件的結果不單單是阿連德的死，更是智利人民跌入漫長的痛苦之中。在反革命的秋係清算中，有約一萬三千五百人被捕，有五千人被關在聖地牙哥的兩座大型足球體育館。行刑隊隨意處死被捕者，死亡是家常便飯。總共有超過三千二百人失蹤或被處死，至少八萬人被囚禁和超過二十萬人因政治因素逃亡海外。
阿連德在政變後立即瓦解所有有組織的工人力量和社區自治組織，把國家經濟交給「芝加哥男孩」任意舞弄。在一九七五年，智利削減百分之廿七的公共開支，並持續削減至一九八零年，公共開支只剩下阿連德年代的一半。近五百間國營企業和銀行私有化，並且近乎免費贈送。在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第一年，智利的經濟萎縮了百分之十五，失業率由阿連德時代的不到百分之三升到百分之二十。一般工人在阿連德年代只需用工資的百分之十七去買面包、牛奶和巴士車票，在皮諾切特時期卻要用百分之七十四來只買面包而不得不節省牛奶和搭巴士的錢。到一九八二年，失業率更升至百分之三十，累積一百四十億美元的債務。而唯一保護智利經濟免於崩潰的是皮諾切特從未將阿連德國有化的銅礦私有化，這公司創造了智利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
革命勝利的可能
革命曾經有過勝利的曙光，可是單憑經驗主義或實用主義的做法是永遠沒有可能得出正確的前進道路的。只有採取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才能得出正確做法，並正確理解客觀形勢的變化。
為革命的勝利首先要大規模清洗國家機器以至到人民團結聯盟，把資產階級從政府和黨驅逐出去，以得出一個領導工人、農民的鮮明綱領，明確支持國有化政策、土地改革和建立人民議會。
人民團結聯盟需要要求下層士兵建立他們的代表委員會並且拒絕接受軍官的指揮，轉而接受黨的指揮。並且武裝起人民，作好內戰的準備。一旦決定起義，就必然會轉入類似西班牙內戰的情況，而人民團結聯盟得到人民支持就有勝利的可能。
而且必須要鼓動起世界勞動群眾對於革命運動的同情，竭盡全力把革命輸出到南美洲各國。只有這樣才能幫助智利抵禦帝國主義的干預，這樣就給智利規定了幾代南美人民的夢想：聯合的南美國家—並且是社會主義的—這個任務。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